一位艺术家的精神追问

荆溪夜泊

三
　　没有文就没有艺与没有技也没有艺是一体的，艺术家的寄情需要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呈现，创造非凡的个人性的艺术图式，技艺、学养、人品、洞察力都是不可欠缺的。艺术家天分很重要，但后天的不断修炼和培养更是不可替代。作为一个中国画家，纵然身具制作与欣赏艺术的天赋才能，并立志载道传言，断不可无技巧之磨练，必需持之以恒、劳神费力地去掌握笔墨工夫，凝神定气，太极气象，纵横睥睨，情景交融，飘逸雄秀，风标独具，拥有高难度的专业技能和独立的审美判断。同时，还要对中国画的传统理念渊源进行研究，但不能把躺在先人的成就上不思进取视为理所应当，要明白在整个文化系统中，艺术创作本身就应该具有一种敏感的、革新的意识冲撞，更要警惕民族劣根性作祟下狭隘、保守、迂腐的陈陈相袭恶习在21世纪回光返照，和传统文化中的沉渣泛起。
　　我喜欢大刀阔斧的笔墨气度，浑朴奇巧的意境营造，也想在恢弘布局、老辣笔触、苍润墨韵、铁划银钩等技巧之外，对以黑白作为基本色调的中国文人画，续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吴冠中中西融合的探索之路，在色彩革新方面进行一些改进，因为我对大自然结构与光色变化充满狂热的验证兴趣，想努力去捕捉隐藏在其中的诗一般的美。精诚贯于其中，英华发乎其外，试创丰盈斑驳、气势交叠的“积彩色调水墨”现代色彩之视觉美感，力图自出机杼，并以高强度的笔墨语言，作猝然的意象空切与变形。我对十九世纪末由凡高、蒙克、斯特林堡等西方艺术先驱开辟的表现主义艺术思潮以及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等，并不排斥，反而总是在物象与抽象临界点的极致之平衡点上，寻找到自我内在精神畅快传达的释放之穴，严肃活泼地呈现对玩世社会文化情绪的批判视角，和对崇高精神信仰的深深渴望，“得意忘形”（苏东坡语），“意态萧然物外情”（黄公望语），化章法于无形，苍秀奇绝，八面生意，有时更让不可抑制的颤栗的美学之痛管弦齐鸣，揉入某种矛盾和敏感，回风卷地，不图世相，问智信于野，艰难一跃，张显自身价值现在时态的独特性，摆脱中国画睡眼惺忪中的某些老气、死气及凝滞窳败，旧貌出新颜，探索以艺术创新辟开传统文化精神复活的更大空间。还有，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进一步引起世人对中国画的现代性问题生发思考。

　　合苏轼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如通神。”半屋书卷共日月，几支颓毫春秋意,四溢的墨香，弥漫于静谧。蕙质兰心，珠走玉盘，舛志难逢，屈曲成文，泻三江雪浪，恣意繁复中，真想与东坡君共饮一夜星霜。--我想用这些抒怀文字进一步阐明，蔽尘于笔墨，而笔墨自拘，艺术在技术主义的机械语词中是难以表达万物生动的灵性，“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易经》）比上述技巧更重要的是：一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艺术家应当也是一个关注社会人生的思想探索者。怎样的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决定其怎样的人生走向，自己作为一个人文艺术家，纵观华夏大地三千年治乱循环历史周期性震荡的惯性宿命，回望人类历史上一切人为的灾难，驻足在单一的封建王权和道统思想面前，踯躅、纠结，沉迷于对存在的澄明的观照和体悟，上苍慧命，知往察来，秉始祖先圣神州华胄们建构起来的伟大文明；承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以风骨清朗，对倡行三纲五常、压制创造性的宋明理学鼓惑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蓬头垢面士林景致的盆泼涤洗；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人权、自由之思想维新；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之民本论的政治天命观，以及坚守文明进化的信念，坚守理性文明的疆界，是我深层感情中的血缘和伦理；也是我从精神和价值上确立的最基本的文化立场。

　　《周易》示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陈寅恪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尽管心之忧矣，其谁知之？荷道以躬，忧患警世。士子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去留肝胆两昆仑，只把心肠论浊清。我深深敬佩那些坚守道义德性，拒绝被封建毒枭专制权力征用的先贤巨擘们，望诸君立雪坐风，追踪往哲，五千年文化世代相传的是那些博学于文，匡扶正义，两袖清风却有铮铮铁骨为民为国诤言的诗人、艺术家、思想者们，这是真正中国文化人的文风。早在18世纪，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年-1805年）就警告：“功利是这个时代伟大的偶像，所有的权力都必须为之服务，所有有才智的人都宣誓为之效忠。”林风眠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大声疾呼“社会之枯燥应由艺术家去润泽，民众情感之沉寂，亦应由艺术家去唤醒、激动、安慰! ”希望艺术家们“牺牲自我而拯救那污浊的社会，堕落的民众，沉沦的世界。”先哲孟子更早就提醒人们：“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艺术的本质有多少理解。有人说过，好的艺术也分两种：有的艺术就像一根蜡烛，只是一室之光明，最多照亮半个艺术圈；有的艺术就像一个火把，可以照耀艺术圈之外。再者，我们的艺术观念并没有从权力政治的逻辑中完全摆脱出来，上梁不正下梁歪，眼下吏治腐败和社会腐败对中国美术界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听人说过“中国文化艺术界中，想做官的人数（不管是小官或大官）是世界第一。”有的人千方百计谋求在体制内混上一官半职，便可立马身价倍增，技艺却不见丝毫长进。世上官多不太平，文化中官本位差序格局里的纲纪废弛又使功利主义式的权力霸道时隐时现，以吏为师的社会群体中又哪里来什么真正的文化艺术大师？！一些尾大不掉官僚机构里的美术官员、道德短板的文化食客、玩世性的痞棍、三四流的权贵跟班在亢奋激昂地喷出艺术形态的大量废气之时，东奔西走，庸俗实利地急着谋求和资本勾兑，寡廉鲜耻地欺世盗名。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文化掮客合流，巧立名目，假以文化产业发展之名，进行着圈钱、圈地的运作。更糟糕的是，他们大量言辞乏味的、似是而非的、根本没有真知灼见的艺术理论和没有知识构建的谬论充填着媒体，直接败坏了学术思想与文化思想的健康发展，也加增了大众对艺术的认知困惑和误区。当然，心灵无以飞翔的人，心智必定无所了悟，所以又充满令人莞尔的笑闹迭出的黑色幽默。其实，学场有别于官场，学术不等于权术，风骨远胜于媚骨。人生在世只需要有限的物质，一个艺术家惟有从物质欲望自相羁縻的精神锁链中解脱出来，心灵才能获得无以复加的自由和快乐，过分的贪婪属于欲望的疯狂，他们根本不明白艺术家人生的财富究意是什么，“厚黑学”“潜规则”却催生着艺术价值的迷失与艺术精神的堕落！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批评官家画史道：“画史纷纷何足数”，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是那些有能力拒绝和超越精神死亡的人，必然性地对人道、人性、人权、人本、人学为内涵的“以人为本”的命题，有着本能渴望的追索，有高于物性存在的精神范畴，在人世间精神枯萎凋残，沉堕于物欲大梦之际，有着一颗早起的心灵，在大孽大爱大伪大真中，有为正义的努力，有给予尘世的润泽，更有铭刻在精神纪念碑上的刚硬结论。也不会身居迭翠深山，采霞而食，绝谷饮泉，不食人间烟火。诚如俄国着名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V.G. Belinskiy，1811年-1848年）所说：“任何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和石涛所说“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道理其实是相通的。也如潘天寿指出：“笔墨取于物，发于心；为物之象，心之迹。”“艺之高下，终在境界。”画家只有真诚地关注那些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理念和人文关怀、文明进程，才能化解和清洗自身存在状态意义上的内心淤积，才能突破既得利益阶层保守主义文化思想形态的强势合围而落入传统思维惯性的陷阱，找到艺术的内在质感并使自己的艺术创作成为一种远远高于自我利益的具有人性和道德意义的伟大事业，在道无常形中求得变从常起的拓展，激发出丰沛的笔墨情怀和写意精神，在新的文化情境下，不断探索中国画创新发展的新空间，在天下大势跌宕起伏的演变洪流之中，承担起大变革时代艺术应有的社会担当，同时，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为艺术家自身确定出多元文化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