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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提起紫砂壶历史就离不开供(龚)春壶。至今供春壶依然极受欢迎，陶艺人的供春作品，层出不穷。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收藏了一把鼎鼎有名的供春壶，就是收藏家储南强所捐献的供春树瘿壶。它是否为真品呢?请看宋伯胤，徐秀棠和韩其楼三位前辈的看法.相信许多壶友都看过三位前辈的著作,在此转载三篇摘录的文章并对三人的见解作了一些整理，贴上与未看过这些文章的壶友们共享。
(篇－) 树瘿壶的真伪 ( 摘录自中国紫砂, 徐秀棠著 )
供春的作品不多，且多湮没,明代撰写<阳羡茗壶系>的周高起没有亲眼见过,清代乾隆间的吴骞也自叹福薄:“供春壶已世间不复存在了”。但1928年，以开凿宜兴善卷洞知名的储南强先生,却在苏州地摊上买回了一把供春制作的茶壶。经过追踪，调查，以及众多专家的品鉴，证明是供春的真迹，这就是被今人称作“供春壶”的树瘿壶。这把壶的壶盖却有另外的插曲。壶盖原为清代制陶名手黄玉麟所作，以盖为瓜蒂柄形。储氏得到后，请著名画家黄宾虹欣赏，黄宾虹认为此壶是以银杏树瘿为本，玉麟配盖有误，于是复请裴石民重做了一个树瘿壶盖，并在盖正口外缘刻上两行隶书铭曰:“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两万金易之而来，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
这壶呈核桃色，外形为银杏树瘿状，容量大约300毫升，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据说，这把壶发现后，英国人既愿意出重金两万美金购买，被婉言拒绝。这把国宝级茶壶成为当今紫砂艺人仿制，学习的揩模，并为紫砂爱好者津津乐道。
这把树瘿壶是不是供春的真迹?且说说我们的看法。
首先供春的作品应该是用什么泥料做的?
金沙寺在鼎山西南处湖父(三点水旁)镇旁山下，曾是唐相陆希声的山房，其处幽静，适于读书学习。今人曾对金沙寺遗址进行调查，在距寺西北约一公里左右的任墅石灰山附近，发现一处范围较大的古龙窑群，是一个明代红窑遗址。这与金沙寺僧，“习于陶缸瓮者处”的环境状况是完全一致的。陶工操作的龙窑不可能在金沙寺附近，否则寺庙不会清静，吴颐山也不会来此读书，但也不可能离寺庙很远了,寺僧也不可能与陶工们过从甚密。供春是在侍候吴颐山读书的余暇，摹仿寺僧的心匠习做茶壶的。而金沙寺僧是在与不远处的制陶造瓮的工人相处中，用其细土，“加以瀓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供春，也像金沙寺僧那样，“亦陶细土抟胚”，这是用制缸造瓮之人洗手沉淀下来的泥巴制壶。既然制壶用的是洗手泥，那末，人所传用的茶壶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紫砂陶，而是从制缸瓮的陶土中分离出来的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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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相同年代的参照物。
南京中华门外大定坊油坊桥发现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司礼太监吴经墓.墓中出土紫砂提梁壶一件，质地近似缸胎，但较缸泥为细。这把大壶是目前所见到的有绝对年代可考的唯一的嘉靖早期紫砂器。这把壶的泥料质地与周高起说的关于金沙寺僧和供春制壶的泥料质地相吻合。这把吴经墓壶是明嘉靖十二年以前的产品，其时间和在正德年间吴颐山读书金沙寺相去的时间只十多年，也就是说供春还活在世上，且值中年。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受寵的朝代之一，吴经既为司礼太监，墓中的殉葬品的提梁壶无论是造型和质地都不可能是顽劣之物，相反却有可能代表了当时最好最负盛名的工匠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吴经墓壶是供春制作茶壶材料的十分可靠的参照物。
供春壶早期的作品泥质可能如此，其传世之作呢?按照周高起和吴骞的描叙，则是“栗色瘖瘖，如古金铁，郭庞周正”。储南强先生发现的“树瘿壶”决不是栗色，也不如古金铁！周高起没有见过供春壶，他的描叙是不是凭空想象？周氏在吴冏卿家却见过其后的时大彬仿制的供春壶。时大彬壶的泥料质地又是什么？“或淘土，或杂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说得很清楚，是较缸瓮泥为细的土，或是杂钢砂土；同时，周氏也十分确切地说：“壶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时大彬初年，皆细土淡墨色，上有银沙闪点，迨钢砂和制，嗀绉周身，珠粒隐隐。” 这些说法，与吴经墓中出土的提梁大壶的质地也是相似的，当然也与储氏发现的树瘿壶的质地相去甚远。
供春制壶，按照描述，是用茶匙掏空壶坯，用手指按掠内外成形的，因此手指的螺纹印都隐现在壶上。由于用手不断按泥捏筑，茶壶的腹半处有明显的捏接痕迹。周高起和吴骞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俩人都没有看见过真正的春壶，这种描写是事实还是传说，抑或带有个人的想象？都难下定论，这虽符合初创紫砂陶的规律，但这个记载与羊角山出土的紫砂器的制作方法对比不觉有些倒位。
外,还有供春壶大小的问题
周高起在“大家”一节中，谈及大彬时说：“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既是仿制，临摹学制，必循规蹈矩，依样画葫芦，这也告诉我们，供春作的壶应该是大壶。即然供春的壶为大壶，那究竟又有多大？明末苏州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供壶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取以注茶，更为适合。”按明代的容积标准，半升为480毫升。第形不雅的供春壶是大壶，且是容量大于480毫升的壶。而储氏的树瘿壶容量大约为300豪升，这在紫砂茶壶中决不能归类于大壶。
再说，储氏发现的供春树瘿壶，按照时下的分类应该算是花货造型。紫砂泥制作的茶壶，无疑是从陶罐，火钵，油壶，小只水壶等衍变而来。供春制壶的工具不多，用茶匙，用指掠，即便“刳使中空”也限于竹片铁刀而已，其作品不可能做得太工巧，精致，它的形制也不可能繁复。这从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片以及无锡，镇江等地出土的紫砂壶的造形来看，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周高起所说的”敦庞周正”则是较能体现供春壶的外形特征的。
如果世间尚有幸存供春制作的茶壶，那末可能会有什么特征呢？综上所述,不妨勾勒如下：受水半升以上的大壶，颜色”栗色瘖瘖，如古金铁”，线条简洁明快，质地粗犷，较缸胎为细，因为附陶瓮烧成，外表不免沾有飞釉!
吴经墓出土的那把提梁大壶十分符合真正的供春壶的特征。
篇㈡ 树瘿壶的真伪 ( 摘录自紫砂壶全书, 韩其楼著 )
谈到供春壶，大凡必举树瘿壶做例子。但是这把壶的鉴别问题，仍不免有所争议。《阳羡砂壶图考》关於树瘿壶有三条评述说：
一, 「据宜兴储南强所藏失盖供春壶，供春二字作铁线小篆，镌鋬内壶身，余不可考」。
二, 「宜兴储简翁藏供春树瘿壶失盖，全身作老松皮状，凸凹不平，鋬类松根，旧存沈树鏮韻次 家，继归吴愙斋，後归费年慈屺怀转傅氏，民十七年始归储氏，吴愙斋所仿者俱此式。」
三, 「供春壶已经万历时大彬仿制，辨别殊难，唯同光间吴清卿仿制者为时未，审辨则易，然以龚壶之价，重仿造者必众矣。」
这三条评述，对树瘿壶的真伪问题，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吴愙斋(即吴大澂)是清末的考古家也是砂壶爱好者，曾延壶艺名手黄玉麟仿制过茗壶，前後共八个月。<砂壶图考>说:「吴愙斋仿者俱此式」。又说:「然以龚壶之价,重仿造者必众矣」,都暗示储氏的树瘿壶出於愙斋後人的仿制，不过没有明白直指而已。
在紫砂艺人中间，对树瘿壶的鉴赏也有异议。因次此壶的制作技法和制作所使用的工具，以及泥巴等等。都显示出近代风味，特别是壶口部份，艺术表现，酷似玉麟手法。总之，关於供春树瘿壶的鉴别，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四十一年前，当时已是八十高龄的储南强先生在上海看到了一把施镇昌所藏的供春树瘿壶，经过储先生往返多次观察，赏析，他认为施壶真正是吴大澂所藏之失盖供春树瘿壶。
施镇昌(公元1905-1978年)生前在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组工作。1941年施在上海「红棉山房」古玩店购得一把供春壶。该店主人胡志昻称，此壶是不久前从苏州收购到的。此壶现由施家属保存着。有不少材料说明，施壶就是前吴大澂所藏的孤传失盖供春树瘿壶。其主要依据有五条:
－, 施壶完全符合古籍中关於供春壶特徵的记载.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颐山读书金 寺中，供春於给役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陶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铁，郭庞周正， 允称神明则矣。」又<骨董琐记>说:「砂壶始於金沙僧，团紫泥作壶，具以指螺纹为标识。供春见之，遂习其技，成名工，以指螺纹为标识。」<阳羡茗陶录>也有类同的记载。但在<阳羡砂壶图考>供春条说:「金沙寺僧以指螺纹为标识，供春习其技，成名工，以无指螺纹为标识」，一反前说，并以储南强的壶为依据，称供春壶的特徵是「以无指螺纹为标识」。由此可见，怎样鉴别供春壶的真伪，也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清吴骞<阳羡茗陶录>说:「壶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时大彬初年，皆细土淡墨色。」又文震亨<长物志>说：供春壶「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施壶的壶身幽暗呈栗色，薄胎细腻，质地坚实，係用浅墨色细土精心制作。壶身比一般紫砂壶大，古朴端庄，优美雅致，并饶有野趣。壶内周围指螺纹密布，隐现可辨，外面亦有指螺纹。壶腹两面的下半部都有一块地方凹进去，显然是用手指屡按坯胎之痕迹。这些都与上述古籍记载相符。
二, 施壶与前吴大澂所藏供春树瘿壶的特徵完全一致。施壶的壶身外面凸凹不平，状如老松皮或树瘿，木理绉纹，苍古逼真。壶鋬状如松枝，鋬後刻有铁线小篆「供春」二字，笔力遒劲，勾画清楚。<阳羡茗壶系>说是吴颐山代为署款的。壶盖作瓜形，工艺精，造型美，盖内刻有篆书「玉麟」两字方章。从壶盖和壶身接合处可看出，此壶盖显然不是原配或配制的，而是从另一把瓜形壶移配於壶身的。壶身上方的口子是椭圆形，壶盖底下的子口边沿是不规则形，二者显然不相称;而壶盖和壶身上的纹路也截然不同。再从壶盖内几处旧伤口看，此盖似有百年以上历史。这一切徵状与前吴大澂所藏之供春树瘿壶特点完全一致。
三, 解放前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施壶是真供春壶。1941年施镇昌购得此壶後，当是上海著名的古玩商洪玉林，名画家黄宾虹，书法家叶恭绰，金石家邓散木(粪翁)等都给以很高评价，认为它是真正的供春壶。当时在上海就有几把吴大澂仿制的供春壶，即龚心钊，袁体明，宣古愚，吴湖帆各藏一把，其中龚的一把最佳。洪玉林等都见过这些壶，他们是经过比较才对施壶下结论。施也拿自己的壶与龚的壶作过比较，无论年份或工艺水平，施壶都远超过龚壶。叶恭绰，邓散木分别为施壶的紫檀木匣书写和镌刻了题词。叶还为此壶写了<题供春壶>诗一首赠施镇昌.……… 四, 储南强肯定施壶是真的传世供春壶。1955年5月1日，八十高龄的储南强先生由洪玉林的学生倪根泉介绍和陪同，特地专程从宜兴到上海拜访施镇昌，要求看供春壶。储老见施壶後十分赞美，尤其欣赏壶身上刻的篆书「供春」二字。从此储与施结为好友，经常互通书信，互赠珍品，还邀施夫妇到宜兴储家作客，并由其女儿储烟水陪同参观善卷洞。储老在与施的谈话和书信中，均一再肯定施壶是真供春壶。如储老见到此壶後说，他昔年访问供春壶时遇到阴雨，所以诗中有「风雨凄凄访供春」之句，不料今天来访供春壶，又逢阴雨天。储老应施的要求写信介绍施去苏州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参观他捐献的供春壶，并托人传话，要施务必把参观後的感想告诉他。施参观後作诗一首寄储，讽喻该壶是赝品。诗曰:「供春传器世无疑，学使风流草篆奇，难得高人重检点，瘿松老去又生枝。」(按：学者指吴颐山,「供春」两篆字即为吴所书。)储老不久覆信，表示对施的诗「讽詠佩佩」，仰慕施藏有「名壶」，并随信寄去清人张叔未的「清仪阁杂詠」抄件数页。储在张的诗句「供春无字留人间，鼻祖今传时少山」旁边画圈，并在上端写了批语:「岂知我公竟得供春壶，叔未有知，必羡煞羡煞.」据施家後人言，因事隔多年，储老给施的信件已多散失，但此件尚存施家。据说，施当时误认为该壶就是储老原来收藏的那一把壶，可是储在抗日战争期间逃难时失去，辗转为自己购得，因此曾再三考虑，拟将此壶奉还储老，以全友谊。但不久储难强谢世，此事就被搁置达三十年之久。
五，施壶与储壶的比较及鉴别。施镇昌的家属按照施的遗愿，准备在真伪供春壶一案弄清後，把自己的壶捐献给国家收藏,使这件珍贵文物得以永远保存，而不致毁於後代之手。因此，於1980年将壶送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供研究鉴别。经与该馆收藏的储南强捐献之壶相比，施壶较大，储壶显得矮小。施壶的造型和工艺水平均於储壶，前者的年份也超过後者。两把壶的鋬後均刻有篆书「供春」二字，但施壶上的字勾画清楚，鲜明易辨，储壶上的字模糊难认。施壶的壶盖作瓜形，盖内刻有篆书「玉麟」方章。储壶的壶盖是椭圆形的，壶盖止口上刻有重为制盖者石民及题记者稚君等铭文，玉麟壶盖的造型和制作水平均优於石民所制壶盖。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调查组的范世民，石志廉先生，将两把壶一起提请北京，上海部份文物工作者作进一步研究鉴别。一般都认为，储壶靠不住，施壶比较好。但也有认为两把壶都不是明代的，从乾隆到民国初年说法不一。范，石两位先生说，现今懂得旧紫砂壶的人极少，又未找到其它仿制供春壶可供比较，故对施壶的真伪尚无法判断，有待於进一步考證。范先生说：储壶原是一级文物，现在连二级，三级也不是了。
1979年十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办规模空前的「宜兴陶瓷展览」时，宜兴陶瓷公司和宜兴紫砂工艺厂的一些行家见到了施壶。据称，宜兴紫砂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先生曾经见过储南强捐献的供春壶，认为从工艺和技术角度看，该壶不可能是明代作品，而是近代或现代作品。1981年九月，储烟水女士曾对施家人说：储老当年在苏州购得的供春壶是没有壶盖的，所以後来请裴石民做了一个：你们施家的壶有黄玉麟盖，那肯定就是吴愙斋的那一把供春壶。
篇（三）试论宜兴紫砂陶器产生的历史背景 （摘录自紫砂苑学步，宋伯胤著）
供春绝非砂壶创始者
见于本文上的有三种说法：
一，周高起的说法:“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甕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 为胎…….，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於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陶细土抟胚…..”。
二， 吴梅鼎的说法：“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罐，即澄其泥 以为壶”。
三， 李景康《阳羡砂壶图考》引五石瓠云：“宜兴砂壶创於吴氏之仆曰供春”。
这三条，如从时间上看，死于“乙酉”以後的周高起算是最早的，所记或者可信。他说金沙寺僧学烧陶器，是从那些烧缸烧甕的陶人手里学来的，而供春在“给役之睱”，又从老僧处学到手艺。到了吴梅鼎写这段故事时，他直接说供春是向“土人”学著作罐的。吴梅鼎笔下的“土人”当然是指金沙寺附近制陶的陶人而言，并不是什么“和尚”。
所谓“澄其泥以为壶”，即是说供春使用的泥土就是“土人”制缸用的料土，供春祗是对它加工澄洗，更加精细。既然供春作出的是紫砂壶，那么“土人”制造的也必是紫砂器无疑。因此，宜兴砂壶“创於吴氏之仆曰供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金沙寺僧”确有烧成，但也不能列为“创始”第一章，因为在老和尚之前还有许多不曾留下姓名的制罐制甕人。前段诗句中“蜀山山下火开窑”七个字，不正是最好的证词吗？或者说“创始”两字是指紫砂壶而言，殊不知写在宜兴紫砂陶史上的开业承宗之作，并不是我们眼下一壶在手的小砂壶，而是储存茶叶，烹煮茶水的罐罐；类似长颈瓶的罈罈，以及圆腹带盖的缶形器。更何况羊角山发现的蜀山紫砂陶的烧成时期肯定比吴颐山读书南山要早，而嘉靖十二年（ 公元一五三三年 ）吴经墓出土的提梁紫砂壶又是十分接近羊角山的工艺。
供春制器疑点多
由以上推论，从陶瓷工艺发展规律看，供春的作品绝不应该高於羊角山和吴经壶的水平。传世的那件“供春款树瘿紫砂壶”的泥料和许次纾说的“以粗砂制之”显然的不同。壶体表面虽然坑坑窪窪，如瘿如瘤，但比较洁净，且有“光泽”，并无“缸罈油泪”，这又和周高起记载有异。周说从李茂林一代人的手里才开始“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烧造，故无油泪现象。
再应看到的是“执柄内的壶身上刻篆书供春款”的事，又是与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相悖异的。这件供春壶，虽是原藏江苏省博物馆，但我始终未谋一面，更没有看到这两个篆体字。是竹刀刻或是铁刀刻的，一看就会明白。按一般常识，竹刀是不易刻出篆体字的。现在见到的时大彬的名款也都不是篆体字，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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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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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 10:19
发表于 2017-12-1 1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