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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主观与客观
继续
发表于 2009-11-5 23:38:0
老一辈学者的问题,
我今天终于可以阐述清楚了,
他们缺乏“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
一,只相信事实,不相信感觉,天王老子也不认。
如果夹杂太多私利,
一流天才也做不好事情,
何况,那些老一辈人也不一定是什么一流天才。
二,尽一切手段去接近事实。
最关键的手段,是抽象的理论。
这一点是他们奇缺的。
他们没有通过理论获得哪怕一点点成就。。。。。
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
因遁守旧,过于相信老一辈的话,过于相信“经验”,
这就是他们普遍的问题。
2004年9月,
我在旅途中,对着镜子拍了一张照片,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
当时明显瘦,而且脸色不好,显得有些弱。
费心费力的事情,
没有轻松的,
何况当时到了宋代绘画研究的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环节。
2004年12月,
我在研究宋代册页的时候,
第一次因为研究,搞得病倒了。颈椎病发作。
真的很痛苦。
头晕眼花,想呕吐。
没有想到,
网络在这个时候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潘良桢先生准确地判断我是颈椎病,
荒坡居士,告诉我一个非常简单的治疗方法。
一天之内,
霍然而愈。
但是大约有2个月时间,
看到宋画的资料就会恶心。
我就放开不管了,两三个月以后,才逐渐平复,可以重新研究。
简直不敢想象的奇迹。
这个动作有些危险,
非至亲好友,不敢告诉。
或者我在现场,
也可以帮助你做一下这个动作。
否则要使出问题就是我负责了,太危险了。
2004年的困难过后,
我感觉长舒一口气,
很多事情就逐渐顺利起来。
南宋早期的绘画史被我用实物逐渐阐述清晰——至少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我心里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从此我掌握了这个时间段上的知识上的武器,
每多搞清晰一个环节,
就会在排除法中,
大幅度前进一步。
有些朋友问我,
为啥不写网络上的事情?
网络对我来说,
带来的一直是愉快,
没有“八年抗战”的感觉,
所以没有详细写。
当然,
网络的出现,是一个“客观事物”,沟通了世界,
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早那么10年,
在美国,
想像我这样既利用美国的大量资料,又可以随时知道国内的信息,
那几乎是妄想。
所以,
这个抗战的主题,还是要感谢网络的。
2003年6月,我在书法江湖注册,
到现在已经6年过去了,
八年抗战中,
有六年可以在书法江湖上查阅到我的行踪。
2004年6月,
我们与高居翰教授联系,
征求他关于我们藏品的鉴定意见,
到当年10月份吧,
高居翰教授在认真地看了藏品以后,给与正面的鉴定意见,与热情的回信。
一个学者,
他的著作,演讲,与信件的水平居然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大为吃惊的一件事情。
高居翰的主要著作我们都看过,
他的“社会因素”的学术倾向我们也很清楚,
而且我们听过他的演讲,
感觉都不是特别吸引人。
他的藏品在西方学者中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西方也有两三个特别有财力的人收藏品比他好,
但是考虑到他财力并不能与那些财阀相比较,
他的收藏成绩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他的信件水准,还要高于他的藏品,他的信件,总体来说,非常地准确和有深度,
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与高居翰教授就大量学术问题进行通信交流,
获益良多。
与第一流学者交流,
是学术道路上绝对不能缺少的过程。
如果说,
中国早期绘画的资料上的“天涯”,
是我自己,忙前忙后,搜集到的,
这个方面的学术水准、学术波动范围方面的“天涯”,
主要是与高居翰教授反复交流以后,看到的。
从那时开始,
我就知道,
这个领域,我看到边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说话口气可能是有点改变了。
哈哈,不好意思。
当然,2001年出国之前,
我也与国内顶级鉴定家进行过交流,
但是那个时候我水平还不够,
摸不透。
高居翰就是在安娜堡获得的博士学位,
他的导师是罗樾,
一定是罗樾在艺术品的形式分析方面的天才表演,
使得高居翰灰心丧气的放弃了这条道路,
转向艺术史的“社会因素”的研究。
但是我们可能都忘记了一点,
就是高居翰本人的艺术品的形式分析方面,
也是超一流的。
他的博士期间,
以及博士之后的起步阶段,
就开始与张大千等人尽可能的联系了。
这张照片说明了这一点。
照片中那个外国小伙子就是高居翰。
高居翰在通信中,
对我启发最大的,
还是他对于中国绘画研究的方向的看法。
在信中,他是以抱怨的口气说,
他不知道现在的学者为啥做那种“纯粹社会因素”研究,而不做绘画的风格分析了。
这使得我感到很有趣,
因为我自己是完全做图像分析、风格分析这一块的,
别的学者为啥不做了呢?
在1999年,
高居翰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说,
如果不把形式风格分析做好,就完全转向“社会因素”,
那么相当于还没有消灭问题,就放弃了武器(大意如此)。
2009年,在他旧著的新中文版序言中,
再次说,
如果不重视图像,
就等于研究音乐而不听音乐。
这个比喻,艾瑞慈教授与我们谈话的时候,
也两次说到。用的是同样的比喻。
这些话,是高居翰说的,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因为西方中国绘画的“社会因素”研究,
几乎就是高居翰的立倡之下才发展起来的,
但是现在,
他在自己反思这个方向带来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现象就是:西方的艺术史博士,不少人,不太会看画了。
但是他们热衷于创造社会理论。
在中国艺术史领域内,创造社会理论,本身没有错,
这个方向也许是最好的学者,包华石教授,
芝加哥大学博士,艺术史的嫡系传人,
他完全搞社会理论这一套,
但是,但是,他对于中国绘画的形式分析的水平非常高,
他告诉我,那都是他在博士期间的训练获得的——我们为什么目前缺乏这个训练?
这才是最怪的地方。
高居翰,包华石,都做社会方向的中国艺术史,
但是他们的图像分析能力可以称为超强。
现在继续走向条道路的人,
大多数缺乏图像非能力。这就非常成问题了。
白谦慎教授告诉我们,
这可能与西方的艺术史图像分析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关系。
西方艺术史教授,如果看到中国艺术史教授还在高图像分析,
可能会感到这是一个“落后”的研究。
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发展不平衡,彼此又不完全了解,
导致目前大多数中国艺术史方向的博士们,不太会看图像。
我在今年4月底北京的“俞剑华讨论会”上,
即席发言,就完全抛开了我的文章,
谈了上述这个问题,
大家都有同感。
为啥不训练?
大家可能很奇怪。
答案其实很健答:训练成本太高。
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
每一个我们称为绝对大师级别的教授,
在他们道路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也就是大约40-60年前,
他们一生也只能培养大约3-5个学生。
为啥?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极端昂贵的行业,废品率极端高的一个行业。
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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