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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茶道用具] 官窑 张洁光老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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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7 14: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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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7 15:12 | 显示全部楼层
厉害
发表于 2018-11-7 15:51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8-11-7 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能普及一下吗, 官窑是哪里的窑? 现在都在说什么红官窑。
 楼主| 发表于 2018-11-8 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金陵闲人 发表于 2018-11-7 17:17
能普及一下吗, 官窑是哪里的窑? 现在都在说什么红官窑。

有关北宋官窑问题的探索                       

孙瀛洲古陶瓷文化艺术研究院  

崔纪文  刘福华


一、北宋官窑研究的现状

       一千多年来,关于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人们对它尽管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认识。“通过对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出土南宋官窑实物的印证研究,确认南宋文献记载的“北宋官窑”是可信的,是确实存在的。”(1)

耿宝昌先生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以及考古发现的局限性,致使在宋官窑研究中存在诸多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2)。

自宋以降,尽管无数人为解开这个谜,做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因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完全解开困扰文博界的这个千古之谜。

靖康之变以后,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北宋朝廷生产陶瓷礼器的窑场被迫关闭或者被毁,京师官窑生产的器物和有关史料也遗失殆尽,这不仅给南宋朝廷制作陶瓷礼器带来了麻烦,也给后世留下了千年谜团和遗憾。

定窑和汝窑问题,随着窑址的考古发现和挖掘,目前已基本比较明朗,而宋徽宗建立的“京师官窑”问题自元代以降到现在为止,因未找到窑址和官方考古实物挖掘,也缺乏详细的历史记载,一直悬而未决。

这个“京师官窑”也是被后人称谓的“北宋官窑”,是我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皇家窑口,北宋官窑瓷器也是我国最为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对北宋晚期制作朝廷祭祀用礼器的官窑和官窑瓷器的深入研究,无论从学术价值上还是文物保护上,都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然而,很久以来,学术界多在北宋官窑存在与否、北宋官窑窑址在什么地方、清凉寺、张公巷、段店是否为北宋官窑、两地故宫所谓的传世官窑瓷器,哪些是真正的北宋官窑等问题上进行探讨和争论,且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而少有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北宋官窑的性质、基本概念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更没有从大量遗存于民间的疑似北宋官窑的实物去考察。目前业界的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至于北宋官窑问题长期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

2011年,故宫博物院召开了一次北宋官窑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被认为有着较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在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研究方面尽管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由于主客观原因,在关键问题上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根据北京故宫官方公布的最新科研成果,在宫中旧藏宋代官窑实物中,只有七件花口盘属于北宋时期河南窑口的实物,这七件器物究竟是北宋何时、何窑口的制品也不得而知,由此得出的结论和研究成果,其科学性和客观性也会大打折扣。

201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秦大树先生曾做过《宋代陶瓷礼器的生产和生产机构》这一课题,探讨的主要是南宋修内司窑有关的问题,对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也未作深入研究。  

解开这个千古之谜,要么找到窑址,要么找到对其准确而详细的历史记载,要么找到确切的历史遗物(3)。在这三者中,哪怕找到其中的任何一者,如果从逻辑关系和历史上人们对它的认识能够相互印证,离我们揭开这个千古之谜就为期不远了。

近几年来,作者一方面查找梳理与此相关的历史文献、寻访与之相联系的古窑址,另一方面注重收藏和收集散落在全国各地古玩市场上疑似北宋官窑的实物和标本以及国内外藏家的收藏信息,基于这个思路我们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二、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的有关概念

《辞海》对“官窑”的定义:一般指中国古代专烧宫廷御用瓷器的官办窑场。按照此定义,可以推出北宋官窑的定义:北宋时期专烧宫廷御用瓷器的官办窑场。此定义有三层含义:“北宋时期”为第一层,“专烧宫廷御用瓷器”为第二层,“官办窑场”为第三层。这三层含义构成了北宋官窑定义的基本内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缺一不可。

我们再看看“北宋官窑”的三层含义有什么具体内涵。其一:时间是“北宋”时期,即自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到1127年宋钦宗赵恒,历经了九个皇帝,计167年。

其二:“专烧宫廷御用瓷器”的窑场。宫廷御用瓷器,是指皇帝、宫廷内用瓷器及皇帝对大臣等赏赐用瓷。

其三:“官办窑场”。就是由皇家投资建立的窑场,有可能是新建也有可能是收购的其它已有窑场,但必须是皇家独立的窑场。它的独立性是指投资、管理、生产和产品的使用都是独立的,其产品是不进入市场作为商品流通的。

北宋经历了167年九个皇帝,由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对北宋官窑和北宋官窑瓷器全面而准确的记载,也未找到确切的窑址,又没有北宋官窑器物明确的考古发现。

我们今天谈北宋官窑,究竟是北宋哪个皇帝创办了御窑,哪个皇帝没有创办,谁又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北宋官窑就是宋徽宗皇帝才开始创办,而其他皇帝没有兴办自己的御窑呢?北宋官窑有一个还是多个,都是哪些?这一系列的疑问,就为北宋官窑也为北宋官窑瓷器,蒙上了层层神秘的面纱。

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否定在北宋期间,除宋徽宗外其他皇帝也建立了自己的御窑,同时也无法确定徽宗朝建立的御窑窑址在什么地方,它生产的瓷器有什么特点,那么北宋官窑的概念仍然是一个不确定和模糊的概念。

既然北宋官窑这个概念,是一个不确定和模糊的概念,人们把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建立的窑场定名为:北宋官窑、汴京官窑、张公巷官窑或清凉寺官窑的观点,作者认为都是不科学的。

这就好像南宋官窑不是一个一样,谁能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来证明北宋官窑只有一个,宋徽宗朝建立的官窑也只有一个呢?  

很显然,官窑的慨念,朝代不同,其内涵也不同。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其官窑概念的内涵,也不尽相同。谈北宋官窑的概念,就要联系北宋时期各个朝代的时代背景。

从大量史料和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整个北宋时期的官窑制度比较复杂,仅北宋晚期宋徽宗执政期间,其官窑形式既有御窑、贡窑还有地方官窑(4)。

它们或许先后存在,或许共存。这一点,不仅从《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史书中可以得到验证,从后人大量的记述和一系列的考古挖掘中也可得到印证。

今天人们谈起北宋官窑,为什么感觉一团乱麻?有历史造成的客观原因,也有人们的主观原因。但不容否定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北宋官窑的概念模糊不清造成的。

李辉炳先生讲:“今天在讨论宋代官窑瓷器以前,把什么是官窑瓷器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研究和讨论的一个前提。尽管我们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定义”(5)。

根据对史料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北宋晚期,官窑的存在形式有贡窑、地方官窑和皇家御窑共存。

在北宋王朝九个皇帝中,暂且不论究竟是哪位皇帝建立了自己的御窑,而宋徽宗赵佶在位期间,确实建立了自己的窑场,尽管现在还未发现窑址在什么地方,这是目前文博界没有太大争议的事实。

在当时的背景下,御窑是宋徽宗朝廷自置窑专烧宫廷用瓷的窑场,贡窑为徽宗朝廷指定烧制皇家用瓷的私办窑场,地方官窑为当时各州府指定用瓷的窑场。

北宋官窑从慨念上来说,应是北宋朝廷专有专用所有御窑的总称。显然贡窑和地方官窑不在北宋官窑之内。既然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否定在整个北宋期间,除了宋徽宗朝外其他皇帝也建立了御窑。

那么把宋徽宗朝建立的御窑等同于北宋官窑,显然是不科学和不准确的,把当时的贡窑和地方官窑当做北宋官窑的观点更是不符合实际。

宋文人王应麟在其《玉海》中记载:“宣和元年(1119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6)

是说诸州府所用祠祭器物,乃依照礼制局所绘图纸由各州府制作。从历史客观实际看,各州府需要的祭祀器物,不可能让宫中的御窑烧制,只能另寻其它窑口。这样的窑口,虽然也为官方烧制瓷器,显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御窑,而只能说明是地方官窑。如定窑、汝窑和钧窑,都曾为皇家烧制过瓷器,或皇家曾在这些窑口定烧过瓷器,但这些窑口,仍然为私办性质的窑场,称得上贡窑,也不能称其为御窑。

谈北宋晚期徽宗官窑,不得不谈南宋人叶寘和顾文荐在《垣斋笔衡》和《负暄杂录》中的记述。因为这是目前发现记述北宋徽宗官窑最早的文献,也被后人研究宋代官窑广泛引用和认可(7)。

《垣斋笔衡》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旧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负暄杂录》和《垣斋笔衡》中的记载内容基本相同,差别是“政和间”改为“宣政间”“袭故京遗制”变为“袭徽宗遗制”。

《负暄杂录》和《垣斋笔衡》记载的观点,目前普遍被文博界认可和接受,但作者认为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叶寘和顾文荐,他们生活的年代距北宋已经过去百年了,百年后的人记述百年前的事,其准确性值得质疑。其二这两个人记述的时间也不相同,一个是政和间,另一个是宣政间。

无论是政和间也好宣政间也罢,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确定的具体时间。由此也可以推断南宋人叶寘和顾文荐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述这件事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京师官窑具体创办时间上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起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廷建立的官窑时,在窑址和具体创办时间未被确定之前,把这个窑口命名为“徽宗官窑”是比较科学的。这样也避免了目前不同地域的人们,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口水之战。

如果将来发现了宋徽宗时期的官窑遗址在开封(文献上称“汴京”),或者是其它地方(如段店、清凉寺等),一个也好,多个也好,我们在“徽宗”之后加上某某就可以了,但它们都可统称为徽宗官窑。假如再发现北宋其它时期的官窑遗址,也可按此方法命名,比如宋仁宗官窑等。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宋徽宗时期皇家御窑的概念为: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廷自己置办的窑场,名曰“徽宗官窑”,也就是后世人们通常所说的“北宋官窑”。由此可见,“徽宗官窑瓷器”的概念为:北宋晚期,宋徽宗朝廷自己置办的窑场,生产的瓷器,为“徽宗官窑瓷器”。

搞清了以上这些基本概念,对我们今天全面客观认识和研究北宋晚期徽宗官窑以及整个北宋时期的官窑都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北宋晚期的徽宗官窑和徽宗官窑瓷器,以下简称“徽宗官窑”和“徽宗官窑瓷器”。



 楼主| 发表于 2018-11-8 10:42 | 显示全部楼层
金陵闲人 发表于 2018-11-7 17:17
能普及一下吗, 官窑是哪里的窑? 现在都在说什么红官窑。

三、“徽宗官窑”产生的历史背景

其一、我国自古以来,对礼仪和礼制就很重视。汉武帝以降,历朝历代的各种礼仪和祭祀活动日趋渐盛,至宋代达到顶峰。据《左转.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8)。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和国君,无不把祭祀当成国家除军事以外的头等大事,以显示其“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在这一点上,宋代尤其如此。据《宋史》卷五十一记载: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

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聂崇义上《重集三礼图》,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开宝中,四方渐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左补阙贾黄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

自《通礼》之后,其制度仪注传于有司者,殆数百篇。先是,天禧中,陈宽编次礼院所承新旧诏敕,不就。天圣初,王皞始类成书,尽乾兴,为《礼阁新编》,大率礼文,无著述体,而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贾昌朝撰《太常新礼》及《祀仪》,止于庆历三年。

皇祐中,文彦博又撰《大享明堂记》二十卷。至嘉祐中,欧阳修纂集散失,命官设局,主《通礼》而记其变,及《新礼》以类相从,为一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异于旧者盖十三四焉。熙宁十年,礼院取庆历以后奉祀制度,别定《祀仪》,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

知谏院黄履言:"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诏履与礼官讲求以闻。元丰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为详定官,太常博士杨完等为检讨官。

襄等言:"国朝大率皆循唐故,至于坛壝神位、法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其间情文讹舛,多戾于古。盖有规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请先条奏,候训敕以为礼式。"未几,又命龙图直学士宋敏求同御史台、阁门、礼院详定《朝会仪注》,总四十六卷:曰《阁门仪》,曰《朝会礼文》,曰《仪注》,曰《徽号宝册仪》。《祭祀》总百九十一卷:曰《祀仪》,曰《南郊式》,曰《大礼式》,曰《郊庙奉祀礼文》,曰《明堂袷享令式》,曰《天兴殿仪》,曰《四孟朝献仪》,曰《景灵宫供奉敕令格式》,曰《仪礼敕令格式》。《祈禳》总四十卷:曰《祀赛式》,曰《斋醮式》,曰《金箓仪》。《蕃国》总七十一卷:曰《大辽令式》,曰《高丽入贡仪》,曰《女真排办仪》,曰《诸蕃进贡令式》。《丧葬》总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赠式》。其损益之制,视前多矣。

绍圣而后,累诏续编,起治平,讫政和,凡五十一年,为书三百卷,今皆不传。而大观初,置议礼局于尚书省,命详议、检讨官具礼制本末,议定请旨。

三年书成,为《吉礼》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颁焉。议礼局请分秩五礼,诏依《开宝通礼》之序。政和元年,续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仿是修定仪注。三年,《五礼新仪》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礼直官,许士庶就问新仪,而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

宣和初,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初,议礼局之置也,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其后,又置礼制局于编类御笔所。于是郊庙禋祀之器,多更其旧。

整个宋朝,祭祀活动是皇家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宋徽宗朝在对祀和戎这个问题上,似乎对祀比戎更加重视。这方面也不乏史料为之印证。

据《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记载:大观二年,仪礼局奏请: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于牲拴,燕衣不俞于祭服(9)。这段记载说明,宗庙和祭器是为家室及国家尊严的保证,比日常穿衣吃饭更重要。故而在当时,完备和完善各种礼仪制度和礼器,实为树立国家形象不可缺少的标志。这是徽宗官窑乃至北宋官窑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一。      

其二、是和宋徽宗“以礼兴国”的政治主张有关。宋徽宗于大观元年(1107年)专门设置仪礼局,作为新修五礼、考订礼器形制的执行机构,倡导新礼器的制作和使用。《宋史》卷一六一《志》为此记载道:“议礼局,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

大观二年(1108年)十一月,徽宗下诏访求古礼器,并敕命编撰《宣和博古图》以服务于朝廷制造礼器之用。该书的编纂遂成为徽宗制作其“新成礼器”的蓝本。据《宋史》志五十一礼一记载:“大观三年,《五礼新仪》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礼直官,许士庶就问新仪,而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

五礼之序,以吉礼为首,主邦国神祇祭祀之事。

凡祀典皆领于太常。岁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东西太一,腊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荐享太庙、后庙,春秋二仲及腊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宫贵神。

中祀九:仲春祭五龙,立春后丑日祀风师、亥日享先农,季春巳日享先蚕,立夏后申日祀雨师,春秋二仲上丁释奠文宣王、上戊释奠武成王。

小祀九: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秋分享寿星,立冬后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孟冬祭司寒。其诸州奉祀,则五郊迎气日祭岳、镇、海、渎,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庙,并如中祀。

州县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风雨,并如小祀。凡有大赦,则令诸州祭岳、渎、名山、大川在境内者,及历代帝王、忠臣、烈士载祀典者,仍禁近祠庙咸加祭。有不克定时日者,太卜署预择一季祠祭之日,谓之“画日”(10)。由此可见,宋代从上而下祭祀礼节繁缛之至也。

其三、是祭祀用礼器的需要。  

夏商周文化的核心是礼制文化,祭祀和祭祀用礼器又是礼制文化的重要内容。东周以后,体现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被称为“礼”,这种制度被称为“礼制”。青铜器在当时是礼制的具体表现被称之为“礼器”。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通过祭祀仪式沟通天神、光宗耀祖,并以此强化自己执掌政权的权威性。在祭祀过程中所采用的“礼器”,也就成为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具体表现手段和象征。

据史料所载,宋代大量使用陶瓷作为礼器的时间大致应在北宋中期,北宋早期也有使用,但数量不是很大。

《永乐大典》卷五四引用的宋《郊庙奉祀礼文》中,便有“礼院仪注,庆历七年,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薰秸,因天地自然之性”的记载{11)。

为此,清代学者蒋廷锡所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卷一五五《天地祀典部》汇考九之七,引《宋朝仪注》,也专门记有:宋仁宗时“(元丰六年)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有龙杓,未合于礼意。

请图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椫为杓”(12)之言,明确提出“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且应“以素为质”的古制和古礼,否则就不合法度,由此也确立了陶瓷礼器在国家祭祀等重要礼仪活动中的地位。

宋徽宗皇帝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他上任伊始,便亲自修编《五礼新仪》,并传诏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颁于天下奉行。


还在大观初年,诏敕编纂《宣和博古图》。这些都为徽宗官窑的建立和重新修订祭祀礼器做好了准备。另外,宋代允许百官设立家庙祭祀。

徽宗时期,皇室和朝廷大臣家庙,所用礼器也由宫中统一制作。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准议礼局奏请,对文武百官家庙祭祀礼仪作了规定:“群臣家庙所用祭器,稽之典礼,参定其制:正一品,每室笾、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壶樽、罍、鉶、鼎、俎、篚各二,樽、罍加勺、幂各一,爵各一,诸室共用胙俎一、罍洗一。从一品笾、豆、簠、簋降杀以两。正二品笾、豆各八,簠、簋各二。

其馀皆如正一品之数。诏礼制局制造,取旨给赐。时太师蔡京、太宰郑居中、知枢密院事邓洵武、门下侍郎余深、中书侍郎侯蒙、尚书左丞薛昂、尚书右丞白时中、权领枢密院事童贯,并以次给之”。

《宋会要辑稿》礼一二:“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礼制局言:太庙乞尽循周制,笾、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臣五庙、三庙,所用之器以此为等降之数,从之。

先是诏造祭器颁赐宰执,下礼制局,故有是昭”(13)。据《清波杂谈》卷十一记载:“此盖陛下恪祗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礼器,上体天道,秉执元圭,斋服盛明,严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现如此。

伏望宣付史馆,播告天下。”太师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称庆明庭。奉御笔依奏。继降诏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祗若,惟道是宪,惟上帝是承。涓选休辰,恭修祀事,备物尽志,咸秩无文。荷帝博临,如在其上。旌旗辇辂、冠服仪仗,见于云际,万众咸睹。

惟天人之感通,有形声之相接。灵承对越,敢不祗钦!可以其日为天应节,有端命于上帝,以昭答于神休。咨尔万邦,其体至意。”时政和三年也。(14)”

从以上可以看出,整个宋朝,尤其是宋徽宗时期,在这种举国祭祀盛行的背景下,礼器经过多年沿革,逐步演化为以瓷器作为礼器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是宋徽宗官窑产生的根源和重要依据之一。   

其四、宋徽宗执政初期,物阜民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手工业等各方面繁荣昌盛。当时名窑林立,越窑、定窑、磁州窑、建窑、汝窑等制瓷工艺趋向成熟。这也为徽宗官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总之,从历史文献看,徽宗朝廷,自置御窑烧制瓷质礼器。事件脉络比较清晰,记述也较为详实。更重要的一点是,徽宗官窑的创立,自然源自宋徽宗皇帝的个人主张,但主要还是为了国家礼制和祭祀的需要。

绝不是时下学界有些人认为的:“无论是北宋官窑还是南宋修内司官窑,其都是为了满足宫廷尤其是帝王个人的玩好”(15)。作者认为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11-8 10:42 | 显示全部楼层
金陵闲人 发表于 2018-11-7 17:17
能普及一下吗, 官窑是哪里的窑? 现在都在说什么红官窑。

四、徽宗官窑瓷器的特点

根据作者收集和掌握的疑似徽宗官窑瓷器的实物,总结出以下一些特点 :

器型:形神兼备、小巧玲珑、丰富多姿。

胎质:澄泥铜胎、细腻致密、多种多样。

釉质:类冰似玉、千峰翠色、丰富多彩。

釉色:“色白、粉、翠、青、黄、绿”。

片纹: 隐如鳝血、丰富多姿、大小不一。

款识:印章款识、规范统一、等级分明。

1、徽宗官窑瓷器的器型:形神兼备 小巧玲珑 丰富多姿

北宋徽宗官窑瓷器的器型,非常丰富。根据作者收集到的北宋徽宗官窑瓷器主要有:琮、尊、鼎、簋、炉、觚、爵、斗、豆、壁、瓶、盆、盒、洗、匜、鬲、甗、砚滴、灯、烛台、盘、碗、壶、罐、筒、盏、熏、插、笔筒、笔舔、盏托、呈露等几十种,如果细分有100多种不同的器型。

从其功能上看,这些器物,以祭祀礼器为主,陈设和文房用品为辅,生活中的使用器物较少。

2、胎质:澄泥铜胎,细腻致密 多种多样

徽宗官窑瓷器,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实物看,有三种不同的胎质:其一:土黄色的澄泥胎质。其二、灰色胎质。其三、紫褐色胎质。

其一:土黄的澄泥胎质。这类胎质的器物,以细腻的澄泥为原料。色泽也有轻微的变化,有的白一些,有的带点粉红色调,但总体上为土黄色。器物烧成后露胎处,接近铜红色调,釉薄处隐显茄皮紫色,器口、足、棱、筋处深浅不一,釉越稀薄,色调越深,有紫口铁足现象。

土黄的澄泥胎土,为什么器物釉面会表现出这么丰富的变化,根据我们认真的研究和观察,其主要原因是在素胎上釉前,使用了含金属较高的褐色化妆层,在经过烧制后,化妆层为使釉面沉静、釉色富于变化、片纹深沉起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其二、灰色胎质。这一部分器物,其胎质和越窑秘色瓷的胎质比较接近,此种胎质的器物,亦有紫口铁足现象。以上两种胎质的器物,大都为支钉裹足烧制,露胎垫烧的器物也有,但比较少。

其三、紫褐色胎质,和南宋官窑的紫金胎相类似。这一部分器物,有支钉烧制的器物,也有露胎垫烧的器物。这类胎质的器物,开片纹为金丝铁线,铁线为蓝黑色调,金丝为红黄色调。片纹颜色都是发自胎内,片纹中两种颜色如何形成,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根据实物分析,露胎垫烧,应为北宋晚期制品。这一部分器物,虽然没有使用化妆层,但紫褐色的胎质,口沿和足底釉面稀薄,有明显的紫口铁足现象。

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篡,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解释:“官窑。宋五大名窑之一。

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造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陶炼极精。釉色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绿。粉青为上,淡白次之。纹片细如蟹爪,以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  

徽宗官窑以上几种胎质的器物。土黄色和灰色的胎质,和古人的记载基本相符。紫褐色胎质,与南宋官窑的胎质相近,也符合古人对北宋徽宗官窑的记载。不管哪种色泽的胎质,其胎质细腻致密,轻重适度。它们既不同于汝窑的香灰,越窑之灰色,也有别于南宋之紫金。胎质之丰富也实为徽宗官窑之独有。

徽宗官窑瓷器,多种胎质的采用,紫褐色化妆层的使用,凸显出器物“紫口铁足”的艺术效果。这些虽然不是徽宗官窑的发明创造,但它能集当时越窑秘色瓷、汝窑、磁州窑、开封东窑等众多窑口的艺术精华之大成,从而把中国青瓷的制造工艺和技术推向了巅峰。

这是徽宗官窑瓷器的一大贡献,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3、釉质和釉色:类冰似玉,千峰翠色 丰富多彩

徽宗官窑瓷器的釉质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秘色釉。这部分器物的釉质和越窑之秘色瓷的釉面比较接近,胎也为灰色胎质。这部分釉面不开片的居多,开片者少。釉色以豆青和粉青为主。

其二、翠玉釉。这部分釉质是徽宗官窑所独有,据史料记载其釉内加入了翡翠、玉粉、玛瑙等名贵材料,釉面内少有气泡,色泽丰富,应该是徽宗官窑成熟期制品。

其三、炒米黄釉质(人们通常所说的哥釉)。这种釉质的器物,釉面比其它釉色的器物肥厚,也更加温润。釉面有不开片、单一颜色的龟背片和金丝铁线三种。

徽宗官窑瓷器的釉质“类冰似玉”,其釉面几乎没有棕眼和蟹爪纹(16)。徽宗官窑瓷器不管哪种釉质,用200倍放大镜观察釉面,釉内都有大小不一的未溶解的蓝色、白色或黄色颗粒存在。其釉面用“滑如冰、平如镜、润如玉、质如翠”来形容当之无愧。

徽宗官窑瓷器的釉色:有天青、淡天青、粉青、豆青、粉翠、翠绿、玉白、粉红、红、绿、紫和炒米黄等色泽,丰富多彩。尤其粉翠、翠绿、玉白、炒米黄和粉红釉,在当时和后代其它窑口很少见,这也是徽宗官窑的独到之处。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六年进行郊祀大典所用的祭器,(绍兴)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状,……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令将逐色祭器内各取一件缴赴所在州军,限目下差人管理押赴寺,以凭照应讨论施行,用毕给还。”(17)

这段史料记载也说明徽宗官窑瓷器的釉色是丰富的,但因战乱,南宋朝廷制作的陶瓷礼器,无论从器型、釉质、釉色和工艺已经不能和北宋相提并论了。

纵观徽宗官窑瓷器的釉色,可用七个字来概括: “色白、粉、翠、青、黄、红”。真正达到和超越了唐代诗人形容“千峰翠色”的境地。

从史料上记载,徽宗官窑瓷器的釉料,有翡翠、玉粉、玛瑙等材料入釉。这也是徽宗官窑瓷器,区别于其他窑口的重要特征之一。

4、片纹: 隐如鳝血、丰富多姿、大小不一

徽宗官窑瓷器釉面,有不开片的也有开片的,不开片的少,开片的居多。开片纹有龟背、蝉翼、鱼子、百级碎等多种形态,丰富多姿。片纹色有的隐若鳝血,浓淡不一;有的蓝黑和红黄纹相互交错,也就是通常说的,金丝铁线。

片纹特点:淡天青釉开冰裂、龟背、鱼子等片纹,亦有少量不开片者。粉青釉开龟背片和细碎片纹。豆青釉质仿秘色瓷,有不开片、大开片、龟背片等。翠绿釉开龟背片和细碎纹片。

粉翠釉开龟背、细碎和鱼子纹片,尤其鱼子纹开片像绸缎一样,非常可爱。玉白釉开冰裂、龟背和细碎纹片,尤其开大冰裂纹,素美高雅,及其珍贵。粉红釉都是大开片。炒米黄釉,片纹铁线为大开片,金丝为细碎的小开片等。

片纹的色泽:土黄色澄泥胎和浅灰色胎质,因为在素胎上使用了褐色的化妆层,所有片纹都为深浅不一是鳝血纹色泽,另有一种釉面片纹为蓝黑和粉红交错,这部分开片方式非常独特,非常珍贵。

所有片纹色泽,都由内至外、深浅不一,自然天成,充分体现了,徽宗皇上道法自然、无为思想和当时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在这一点上,它和汝窑以及南宋官窑是有本质区别的。就连乾隆皇上也不得不为之赋诗感叹:纹犹鳝血裂冰肤。看来当时的乾隆皇上,也只是看到了徽宗官窑的一部分器物。



 楼主| 发表于 2018-11-8 10:43 | 显示全部楼层
金陵闲人 发表于 2018-11-7 17:17
能普及一下吗, 官窑是哪里的窑? 现在都在说什么红官窑。

5、徽宗官窑瓷器的款识

徽宗官窑瓷器的款识种类有:“宋徽宗、蔡、柴、修内司、内府、奉华、奉赵、甲申殿、天、官、甲、乙、丙等”。

款识都为朱文印章形式,没有阴文。形状为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单字和三字为正方形,双字为长方形。字体有楷书、隶书、宋体(也就是现在说的仿宋体)和篆书。

印章款的尺寸,有大小之分。‘宋徽宗’与‘蔡’、‘修内司’字款尺寸一致,‘柴’字款、‘奉华’款稍小。

作者尚未发现徽宗官窑有手写款或刻款的器物出现,这个特征也是徽宗官窑,区别于同时代其它窑口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法度极为严格的宋代,尺寸的大小,款识的形式,体现的是地位和权力象征。

徽宗官窑瓷器,带款识的较无款识的少,有的瓷器同一器型,有的有款,有的没款,有的还有不同的款识。

徽宗官窑瓷器出现这些款识的原因。

《宋会要辑稿》礼十二记述:“国朝元勋大臣未尝有赐以天子之器者,至政和间,蔡京等始蒙給赐。仁宗朝虽因赦書,许群臣立庙,然未暇行。其后唯文彥博曾酌唐制为之,未尝赐器。······至政和六年,始诏讨论臣僚家廟所用祭器,參定其制,遂诏礼制局制造所制造,取旨给赐。时蔡京、郑居中、邓洵武、餘深、侯蒙、薛昂、白时中、童貫并以次给赐。(18)”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赏赐礼器给重臣,是宋徽宗当政时期的一项礼仪制度。下面分别剖析一下几种款识的内涵。

  ‘宋徽宗’款:为什么在徽宗官窑瓷器上,会有“宋徽宗”这个款识。当时,皇家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使用该款识礼器,是宋徽宗皇帝个人的意愿,其原因是为了把自己的身份抬识到与天、地、祖宗一样的地位。

带有宋徽宗款识的瓷器,从器型、胎釉等方面综合分析,和其它款识的瓷器都为徽宗时期所制。高宗“中兴渡江”,礼器尽失,定都临安(今杭州)后还遍访前朝礼器,从遗留下的实物看,未能达到徽宗时期瓷器的高度。

‘蔡’字款:蔡京在北宋晚期四次为相,官至太师之首,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蔡京这位奸臣,干正事没本事,可欺下瞒上自有一套,礼器的制作,又是他主管的部门,把自己的姓氏烧制在礼器之上,这种光宗耀祖的事,蔡京是不会放过的。

而蔡京之子蔡悠,在宋徽宗时期,也曾经为相。结合文献资料和蔡京本人的身份看,这些‘蔡’字款瓷器,也显示了徽宗皇帝对蔡家的重视,既是其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也是当时举国祭祀礼仪的政治需要。

‘柴’字款的出现,是和北宋王朝建立之初“石刻遗训”及“金匮之盟”有关。石刻遗训:960年,赵匡胤谋取后周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宋太祖赵匡胤曾在石头上刻下留给子孙的遗言,后代历任皇帝在即位时,都必须拜读这份遗训;不过,这份遗训至为机密,除了特定宫中人士之外,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

后金军败宋,占领皇宫时,才发现这一秘文。遗训记载的内容有下列两点:(一)子孙世世代代都要照顾让位与赵匡胤的柴家族人。(二)对士大夫不得因言论问题而处以死刑。宋

朝后来的皇帝事实上也遵守了这两点遗训。从柴家子孙与南宋共存亡,以及在新旧党争当中失势的官员并没有被杀,还可能会随着政局的演变由罢黜而回到中央这两点就可以证明。

金匮之盟: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记载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此即金匮之盟的来历。《宋史·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

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

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

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在司马光《涑水记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由此可以看出,柴荣后裔,在整个宋代享受了很高的礼遇,徽宗时期,也跟其他重臣一样,享受相似的待遇。“柴”字款瓷器出现,也毫不为奇了。

“修内司”和“内府”:为北宋宫中重要机构。修内司,宋神宗元丰改制时就已经存在,属将作监。掌宫殿、太庙修缮事务。此机构延续至宋徽宗时期,仍然存在。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将作监条:“所隶官署十:修内司,……窑务,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内府,宫内负责监管制造器具的部门,也叫内务府。修内司和内府,这两种款识在汝窑瓷器中也有出现,显示出徽宗皇帝对该机构的重视。

“奉华”:北宋皇宫中有个“奉华宫”,北宋晚期,曾是宋徽宗宠爱的刘贵妃居住的地方。史书上记载,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而且还有点儿才华,会画画,她自己有两方印章,一大一小,刻着“奉华”两个字,在传世的一幅曾被刘贵妃收藏的名画上,钤盖有“奉华”小印一方,说明当年刻有“奉华”款的瓷器,是宋徽宗赏赐刘贵妃的。

“奉赵”款。因为皇帝姓赵,出现此款不难解释,应为皇帝的其他家族所用。其它“天、甲、乙、丙”字等款识的含义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几种款识,也出现在一些器型笨拙,修足和垫烧粗糙的瓷器上,和徽宗官窑瓷器的制作水平相差甚远。这有可能是当时地方官府,为了祭祀所需,在地方窑口定制的瓷器,这些器物应为地方官窑,或者为后仿品,和徽宗官窑瓷器有本质上的差别。

印章款的出现,是和北宋发明家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紧密相连的。之前的越窑、邢窑、定窑、汝窑等瓷器上若有款识,均为刻款或手写款。印章款出现在瓷器上,规矩而严谨,彰显法度,北宋官窑为首创。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开创了先河,为后来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款识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基础。

五、徽宗官窑的工艺:广征博引  技艺超群

其一、宫中制样。徽宗官窑瓷器的器形,先由宫中制样,皇帝审定,再交礼制局制造所制造。其器形主要是以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和古玉器为设计蓝图,有的器物也吸收了其它时期和其它窑口的经典造型。

其二、范模筑型。徽宗官窑的器物,根据宫中审定的式样,由技师范模筑型,注浆或模制,素烧胚胎,多次施釉,而后烧成,从而保证了产品器形的规范。

其三、支烧方式。裹足支烧、芝麻圆钉为主,露胎垫烧为辅,少有支烧又露胎者。

其四、印章款识。印章款识的广泛使用和规范,是徽宗官窑的重要特点,为后来明清官窑印章款识的广泛使用开创了先河。   

其五、广征博引。徽宗官窑,借鉴了越窑秘色、柴窑、汝窑等窑口先进的制作工艺和技术,尤其创造性的吸收了,磁州窑使用化妆土的技术,在土黄色的素胎上釉前,使用了含金属较高的褐色化装层,当瓷器烧制完成后,随着器型腹、口、足、边、棱、角等处釉面的厚薄变化和流动,其釉色在视觉上,看起来深浅不一,变化多端,奇妙无比。这是北宋官窑克服汴京胎土缺陷,超越汝窑和其它窑口的一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

六、徽宗官窑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清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说: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19)

纵观中国历代官窑瓷器发展史,有三个时代高峰:一是北宋五大名窑的产生,尤其是徽宗官窑的创立,奠定了宋代官窑瓷器的历史丰碑。二是明代永乐、宣德、成化三朝青花、斗彩等瓷器的成熟以及官窑制度的规范,树立了明代官窑瓷器的历史地位。三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把官窑瓷器的生产技艺推向了新高。这三个时代高峰中,素有“赵宋官窑珍似孤,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说。

宋徽宗官窑瓷器,丰富典雅的造型;多种胎质和化妆土的创造使用;“滑如冰、平如镜、润如玉、质如翠”的釉质;“色白、粉、翠、青、黄、红”的“千峰翠色”;“隐若鳝血”的片纹和多姿多彩的自然开片方式等技艺的取得,从而把徽宗官窑的制瓷水平推向了新高!

抛开其它政治和历史原因,就徽宗官窑和徽宗官窑瓷器来说,它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达到的艺术高度,可以说:“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它吸古不泥古,删繁就简,不仅表现出徽宗皇帝自身高超的文化素养、宋代文人的价值取向和艺术的追求、同时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和中华文明在徽宗官窑瓷器上的具体的体现!

它体现出徽宗官窑瓷器丰富的内涵,高贵的儒雅格调,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南宋官窑以致明清官窑瓷器的发展,且被南宋官窑和明清官窑传承下来,从而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徽宗官窑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有以下几点:

其一、徽宗官窑瓷器,集中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它的器型,不仅综合了夏商周青铜礼器、古玉器的造型精华,还吸收了唐代越窑秘色瓷、五代柴窑、宋代汝窑、定窑、磁州窑等众多窑口的精华。

其二、它是宋代政治、历史、经济、科技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印章款识的使用,字体的规范、体现了宋代印刷术的创造和发明。官窑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宋代朝廷的政治需求,也为推动我国手工业和瓷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简洁儒雅的造型、丰富多彩的釉色,吸古不泥古,删繁就简,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化和华夏儒家文化的优点。

其三、艺术高度和艺术价值。徽宗官窑,在历史长河中,虽然是昙花一现,其器型之丰富、技艺之高超、工艺之先进、选料之精到、内涵之丰富,为我国古代艺术集大成者,无疑是中国瓷器皇冠上的明珠!   

总之,在北宋晚期徽宗官窑的建立,其制瓷工艺和水平超越汝窑是客观事实,在南宋时被沿袭、在明代备受推崇、后各朝不断仿制。

在清代,乾隆帝也为徽宗官瓷赋诗:“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合赠何人合长吉,簪花得句负奚奴”。

乾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不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且他对宫中所藏历代珍宝,有其独到的见解。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乾隆帝对徽宗官窑也是推崇备至。

徽宗官窑瓷器,不仅代表了宋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水平,从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看,它集政治、历史、文化、艺术于一身,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的历史产物。毫无疑问,徽宗官窑在我国古代官窑发展史中开创了里程碑,徽宗官窑瓷器就是这里程碑中皇冠上的明珠。

我们经过认真比对和研究,北京、台北两地故宫收藏的所谓宋官窑瓷器中,只有极少的几件实物可能为徽宗官窑器物,其它的所谓宋官窑器物,绝大部分为南宋官窑或者为其它地方官窑,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后朝仿制品。这是应该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一点,以免混肴视听。

“文物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虽也倚重史籍记载,然历史时期的文物确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文物,不仅研究难以展开和深入,而且“纸上谈兵”式研究,更容易在对相关史籍记载的认知上出现主观的偏差”。(20)

作者根据搜集到的部分实物,并结合历史文献,对徽宗官窑瓷器的研究和探索,尽管做了一些工作和尝试,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我们掌握的实物和资料毕竟有限,尤其缺乏窑址资料做支撑,再加之认知水平有限等主客观原因,文中有些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

此文的发表,力争能为尽快解开北宋官窑之谜作出一点努力,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我们将感到欣慰。同时作者也真诚欢迎国内外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以致使我们对北宋官窑和徽宗官窑以及徽宗官窑瓷器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认识。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和收藏家们的大力帮助和无私支持,也吸收和引用了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德正院长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谢意和感谢!




发表于 2018-11-8 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你说的很复杂, 但言不及意。 历代都有官窑。 清三代有, 现在还有什么红官窑。 你说的宋官窑基本失传了。 你的这位老师到底是哪里学来的官窑呢? 他又在哪里生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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